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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的理論自洽相關分析———

2019-03-29 11:38 來源: 互聯網 作者:admin 瀏覽次數

 一、問題的緣起

  在行政訴訟法的過程中,對于經過復議的案件如何確定被告的問題,各方學者紛紛獻策,并就此展開了激烈的探討。如在江必新、邵長茂的《新行政訴訟法條文理解與適用》一書中就此問題的建議多達十幾種。在這十多種建議中,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一類是原機關一律作被告;一類是復議機關一律作被告;一類是當復議維持時,賦予原告選擇權,復議改變時復議機關作被告;一類是復議維持由原機關和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復議改變時,賦予原告選擇權;一類是復議機關作被告僅限于復議前置且復議機關作出不予受理或駁回復議申請的復議決定或不予答復時;一類是依據行政復議的法律性質是定位于行政性還是司法性來決定復議機關是否作被告??梢?,在這個問題上,各方分歧很大。經立法機關綜合權衡后,最終確定了經復議的案件,復議機關恒為被告的制度,即無論是復議維持還是復議改變,復議機關都作被告,而這一制度的特色就在于確定了復議維持時的雙被告。為何作出如此規定,其立法目的何在?大致歸為以下幾點,其一,當前我國行政復議制度并未發揮應有的效力,復議申請人的權利并未得到很好的救濟,表現為復議保持高維持率、低糾錯率。立法者為促使行政機關積極履行復議職責,試圖借助被告規則的改變,即由之前復議維持時原機關作被告改為復議機關和原機關作共同被告,從而為復議機關形成一種訴訟壓力;其二,為了徹底解決糾紛,在復議維持的情況下,復議決定與原行政行為同時存在并發生效力,法院在司法審查中只對其中一個行為作出評判難以解決全部問題。由此可見,復議機關恒作被告制度產生的重要動因在于實踐上的迫切需要。

  在新《行政訴訟法》實施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4月緊接著頒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15年《司法解釋》)。2015年《司法解釋》一共只有27個條文,其中就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的規定就有5個條文(6條到第10)。這進一步反應出新《行政訴訟法》所創設的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制度給司法實踐帶來的新問題。如當復議維持時,復議機關和原機關作共同被告時法院的審理對象是原行政行為還是復議決定,還是原行政行為和復議決定所形成的共同違法效果。另外,有學者還發現,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這一制度導致實踐中出現了一系列不協調,如復議機關乏于應訴而耽誤了本職工作、與相關的制度比如管轄制度、行政首長出庭應訴制度、共同被告制度不能很好銜接等等,從而否定這一制度的創設。在現代語境下,評價一個制度的好與壞,不應只關心該制度能否對現實問題作出回應,還應當看該制度是否具有理論上的自洽性。從上文的闡述可見,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具有迫切的現實需求,那么該制度是否具有或符合訴訟法理要求呢?為此,我們有必要回到理論的層面來思考這一制度,實現其創設的證成,緩解因其創設而給司法實踐所帶來的陣痛感,肯定這一制度所應有的價值。

  二、程序標的概述

       在訴訟法上,標的一詞通常有兩層含義:一是法院審理和裁判的對象,學理界通常稱為訴訟標的、實質意義上的訴訟標的;二是訴訟中當事人權利與義務指向的對象,學理界通常稱為標的物、程序標的或非實質意義上的訴訟標的。在行政訴訟中強調標的這兩個層面的含義區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理論上標的含義的混淆

  然而,我國理論界在討論某個問題時常常將兩者不加以區分。如有些學者所言,復議機關作被告的支持者大多是從促進行政復議機關責任心的角度來論證,而非從理論上進行論證。這乃是因為復議機關作被告在理論上面臨著一個最大障礙即:訴訟標的的確定問題。也就是說,如果在行政訴訟中將被告確定為復議機關,則此時人民法院的審理和裁判只能就復議機關的復議決定而進行,即將復議決定作為訴訟標的。由于復議維持決定是基于原行政行為而作出的,因此判斷復議決定是否合法,首先必須對原行政行為進行審查,如原行政行為合法,則復議維持決定合法;如原行政決定違法,則復議維持決定違法??梢?,對維持類案件,法院實際審理對象對原行政行為,即將原行政行為作為訴訟標的。從而出現了名義上的訴訟標的與實質上的訴訟標的兩個事物,這種轉變并不是在當事人的推動下進行,因而有違司法被動性原則。從張闖先生的論證可知,使其陷入困境的原因在于混淆了行政訴訟法中標的的兩層含義,即訴訟標的和程序標的內涵。當原告就維持復議決定不服,提起行政訴訟時,此時復議維持決定僅僅是原告在訴訟中所攻擊的對象(程序標的),而非法院審理的對象(訴訟標的)。經過復議的案件可存在數個可爭執的程序標的,即原告在起訴時所針對的行為是經過復議決定修正后的原行政行為,并非僅僅是復議機關或原行政行為機關所作出的一個單獨的行政行為。為此,法院當然可對原行政行為進行審查。

  又如趙大光、李廣宇、龍菲著《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案件中的審查對象問題研究》中也將法院審理和裁判的對象(訴訟標的)視為德日行政訴訟法中訴訟對象(程序標的),并試圖通過借助于德國的統一性原則和臺灣的原處分主義來理解新《行政訴訟法》和2015年《司法解釋》中關于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案件中法院的審查對象。正是因為程序標的和訴訟標的之間的關系密切,此篇文章中對德國和臺灣地區在討論程序標的時所適用的理論借鑒明晰了我國司法實踐中的困惑。但是,這種對于理論的誤借,并沒有為我國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的問題提供正當理由。由此可見,程序標的和訴訟標的兩者之間的混淆和誤用導致在討論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制度時常常陷入困境。為此,在行政訴訟中,討論程序標的的內涵以及與訴訟標的區分具有特別重要的理論意義。程序標的在民事訴訟中因程序啟動后較為明確,在實踐中的問題并不突出,不具討論的意義;但是在行政訴訟中,程序標是涉及到司法權對行政權介入的范圍,涉及確定適格被告的問題等,在程序標的方面必須遵循法定主義原則。從程序標的視角來看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背后的理論,首先需對程序標的內涵有個清晰的把握。

  ()正解程序標的

  行政訴訟程序標的是指何種事務屬于可據以提起行政訴訟或原告在行政訴訟中所要攻擊的對象。蔡志方老師在《論行政訴訟之程序標的》一文中對行政訴訟程序標的的概念進行了界定,所謂行政訴訟程序標的,就行政訴訟制度本身而言,系指行政訴訟所欲糾正之對象或據以提供救濟的原因基礎,同時亦系界定行政訴訟范圍的根本因素。為了更好的理解這一概念,他將行政訴訟的過程比喻成射箭,而程序標的則相當于靶心,無的放矢的行為在行政訴訟中是不被允許的。

  想要有個正確理解一個概念,除掌握其內涵外,關鍵還在于將其與相關概念進行區分。如上述所述,我國理論界常?;煜绦驑说暮驮V訟標的兩個概念。陳清秀老師更是進一步揭示了程序標的與訴訟標的之間的密切聯系,認為涉及行政處分之訴訟中,行政處分作為程序標的乃是行政程序形成的基礎,其不僅作為訴之要求的一部分,亦為訴訟標的的一部分。在一個訴狀中可以包含數個可爭執的行政處分,行政法院在從事事后審查時,不得脫離系爭行政處分之拘束所表示的范圍。倘若程序標的消失,原則上亦同時失去法律爭訟之基礎,即喪失訴訟標的。雖然程序標的與訴訟標的之間關系密切,但是,兩個概念畢竟不同,前者作為訴訟程序之形成標的,后者乃法院審理和裁判的實體標的。馬立群老師的博士論文,在借鑒臺灣學者林隆志觀點的基礎上,結合我國行政訴訟法實踐,將程序標的和訴訟標的兩者之間的區別歸納為三個方面:首先,程序標的屬于訴訟對象,即原告起訴時所要針對或攻擊的對象,訴訟標的為審判對象,即原告向法院請求裁判的具體內容;其次,程序標的受程序法定原則支配,即其受到立法規定的嚴格制約,而訴訟標的受處分原則支配,原告在訴訟中對于訴訟標的內容和范圍享有自由處分權;最后,兩者在訴訟中的功能不同,程序標的是受案范圍的概念性工具,而訴訟標的則在于確定法院審理和裁判的范圍,從而區分此訴與彼訴,確定裁判的效力范圍。通過對程序標的與訴訟標的之間的關系分析,可以發現導致兩者之間經常發生混淆的原因,在于過多把握了兩者之間的聯系,而忽略了兩者之間的區別。亦即,一味強調兩者之間的依賴性而忽略兩者之間的獨立性。

  三、域外程序標的之確定標準

  對于經過復議的案件,在之后的行政訴訟中,程序標的(訴訟對象)如何確定,在理論上有兩種學說,一種是原處分主義,一種是裁決主義。所謂原處分主義,系指原告對于行政處分不服者,應就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不得就訴愿決定提起撤銷訴訟;原處分的違法,僅可以在原處分之撤銷訴訟中主張,不得于裁決之撤銷訴訟中主張。所謂裁決主義,則不得就原處分提起訴訟,僅得就裁決提起訴訟。亦即在撤銷訴訟,采用以原處分為訴訟對象之制度者,稱為原處分主義;采用以裁決為訴訟對象之制度者,稱為裁決主義。在趙大光、李廣宇、龍菲著《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案件中的審查對象問題研究》一文中所借鑒的德國的統一性原則和臺灣的原處分主義,是源于對經過復議的案件,在之后的行政訴訟中,就程序標的(訴訟對象)的確定問題產生爭議之時,立法上如何作出選擇,并非是用來確定訴訟標的的理論。為了正確理解該理論的產生和適用,我們有必要對域外相關理論進行簡單介紹。

  ()德國立法例

  德國行政法院法第79條規定:1.撤訴訴訟的對象為:(1)經復議決定所形成之原行政處分。(2)產生第一次不利益之救濟決定或復議決定。2.復議決定對于原行政處分增加獨立之不利益者,該增加部分亦得單獨為撤銷訴訟之對象。復議決定違反重大之程序規定,視為增加之不利益。從本條的規定可知,在撤銷訴訟中,德國行政法院原則上采用原處分主義。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原行政行為是具有復議決定形態的原行政行為,換言之是經過復議決定修正后的原行政行為。但在例外情況下,亦有以復議決定為程序標的(訴訟對象)的情況,從上述條文可知,分為兩種情況:其一,復議決定產生第一次不利益,所謂第一次不利益是指,當事人完全未因原處分而受到不利益,不利益后果是由復議決定所引起的;其二,復議決定增加獨立之不利益,所謂增加獨立之不利益是指因原處分中已含有不利益,因復議決定再增加另一獨立之不利益。如復議決定是比原處分更不利的決定。本條第2款第2句話將復議決定違反重大程序規定視為增加獨立之不利益,可將復議決定單獨作為程序標的(訴訟對象)。綜上,在德國對于經過復議的案件,原則上以原處分為程序標的。

  ()日本立法例

  日本行政事件訴訟法第10條第2項規定:可以提起處分撤銷之訴,也可以提起對該處分的審查請求予以駁回的裁決撤銷之訴,于裁決撤銷之訴中,不得以處分違法為理由請求撤銷。對于本條之規定,日本學界理解為是為了限制裁決撤銷訴訟,即在裁決撤銷訴訟中不得以原處分違法為請求撤銷之理由,裁決撤銷訴訟只能以裁決固有瑕疵(裁決主體、內容、程序及形式之違法事由)為理由。從而,對處分不服時,應提起處分撤銷訴訟,不得提起裁決撤銷訴訟,此即原處分主義?!苍谔幏殖蜂N之訴中,以作出該處分的行政機關所屬的國家或公共團體為被告;在裁決撤銷訴訟中,作出該裁決的行政機關所屬的國家或公共團體為被告。這一規定是日本行政事件訴訟法2004年為了減輕原告負擔,將被告由行政機關為國家或公共團體。但是這一依舊是通過程序標的來決定訴訟種類,再確定被告。

  日本有些實體法在采用裁決主義時,看似屬于訴訟法所確立的原處分主義的例外規定,在這些情況下,則無行政事件訴訟法第10條第2項之適用。但是,有學者認為基于人民權利救濟之時效性要求,避免反復爭訟,原告提起裁決撤銷訴訟,僅是呈現要求撤銷裁決本身之訴訟的外觀,實際上可謂是與裁決共同違法事由之原處分失其效力,而排除原處分所生違法狀態,并求回復原狀之訴訟。即在這些情況下,原告在裁決撤銷訴訟,得主張裁決固有之瑕疵,亦得主張原處分之瑕疵,裁決因違法而被撤銷,原處分也應同時被撤銷。

  ()臺灣地區立法例

  我國臺灣地區對于撤銷訴訟之訴訟對象,均無明文規定,僅就被告機關予以規定。行政訴訟法第24條規定:經訴愿程序之行政訴訟,其被告為左列機關:一、駁回訴愿時之原處分機關。二、撤銷或變更原處時,為撤銷或變更至機關??梢?,臺灣地區試圖以被告機關之規定來達到限定訴訟對象之效果。就此規定可知,原處分經訴愿決定維持時,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依此推論,應以原處分為訴訟對象;在例外之情形,原處分經撤銷或變更者,則以撤銷原處分之訴愿機關為被告,應以訴愿決定為訴訟對象。由此可知,在臺灣地區,行政訴訟法關于訴訟對象,原則上采用原處分主義,注意此處的原處分與德國一樣也是經由訴愿決定而獲得其形態的原處分。

  從德國、日本和臺灣地區的立法例來看,對于經過復議的案件,在行政訴訟中程序標的確定都是以原處分主義為原則。同時,被告的確定與程序標的(訴訟對象)有關,這也是討論程序標的之意義所在,確定行政訴訟之適格的被告。亦即若以原行政行為為訴訟對象,即應以原行政行為機關為被告,若以復議決定為訴訟對象,則應以復議機關為被告。然而我國2014年的行政訴訟法確立了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制度,這一制度表面上看起來并不符合域外的立法例和被告確定的法理。對于這一被譽為體現中國特色的訴訟制度,解決現實問題的中藥,我們該如何去理解和把握這一制度的特色?是獨創還是域外借鑒下作適合中國國情的改造?下文將具體分析。

  四、我國立法例

  我國行政行政訴訟法也無程序標的(訴訟對象)之規定,僅就被告機關予以規定。1989年行政訴訟法第25條第2款,2014年行政訴訟法第26條第2款,都對經過復議的案件的被告問題作出了規定,兩者所不同的是,2014年的被告規則改變了復議維持時復議機關不作被告的規定,從而確立經復議案件復議機關恒為被告的制度。畢洪海在《錯置的焦點:經復議案件被告規則的檢討》中認為1989年和2014年被告規則陷入糾結的原因在于根據程序標的來確定行政訴訟的被告。但是從德日的立法例來看,對于經過復議程序后被告的確定,均是以程序標的(訴訟對象)來確定,并且都確立了以原處分主義為原則,以復議決定為例外的立法例。畢洪海先生認為程序標的與行政訴訟被告在理論上并無聯系的觀點筆者不敢茍同。筆者認為,兩者不僅有聯系而且聯系密切。程序標的(訴訟對象)是原告據以提起行政訴訟的行政行為或事項,是原告在行政訴訟程序中所要攻擊的對象。凡有行政行為,則必有行為的實施者。按照現代行政訴訟發展,當事人規則越來越傾向于形式當事人即行為的作出者。根據程序標的來確定被告與形式當事人在理念上是一致的。而畢洪海先生以實體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來確定行政訴訟被告。這一確定標準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發展方向。經過復議的案件,復議維持時該如何確定被告,關鍵在于如何正確理解此時的程序標的,而不是否定程序標的與被告規則之間聯系。

  我國目前立法例相對于德國、日本所不同的是,德日立法例通過程序標的(訴訟對象)來確定被告,即如果以原處分為程序標的(訴訟對象),則原處分機關為被告,如果以裁決決定為程序標的(訴訟對象),則裁決機關為被告。與臺灣地區的被告規則所不同的是:是否通過被告規則來達到限制程序標的(訴訟對象)之目的。我國1989年行政訴訟法所確立的被告規則,在文字上看似與臺灣地區的被告規則一樣。但是,我國1989年復議維持時的被告規則,沒有看到復議維持決定與原行政行為之間的獨立性,簡單的將復議維持決定視為對原行政行為的確定,將兩者視為同一,則此時的程序標的僅為原行政行為,單獨將某一個行為確定為程序標的,不利于原告或利害關系人權利救濟和對行政行為的監督。然而臺灣地區在復議維持時,也是原機關為被告,但是對于復議維持決定與原行政行為之間的關系理解不同,看到兩者之間的聯系也看到了彼此的獨立性。即在復議維持時,將兩個行為視為統一的行政行為,則程序標的是因復議決定而獲得其形態的原行政行為,以此作為程序標的,原告的訴訟聲明就應是:復議決定及原行政行為均撤銷,法院判決原告勝訴判決內容則是:復議決定及原行政行為均被撤銷。這也就是為什么兩個看似一樣的規定,在臺灣地區可以發揮效力,而在大陸地區卻常常被詬病的理論原因之所在。但臺灣地區試圖通過被告規則達到限制程序標的(訴訟對象)的結果,并非長久之計,因為在這種規定下存在對權利救濟不力的現象。為此,臺灣有學者早已建言,確定像德日立法例中通過程序標的(訴訟對象)來確定被告的模式。

  五、程序標合并

       從上一部分可知,我國1989年被告規則之所以未到達立法預期目的,源于在確定程序標的之前提性問題上出現了理解偏差,即在復議維持決定與原行政行為兩者之間的關系上出現理解偏差。在此,有必要討論一下復議決定與原行政行為的關系。我國之前在討論兩者的關系時,無論是對于維持決定采用宣示說,還是對于改變決定采用吸收說,都只看到了兩者的關聯性,沒有看到兩者效力的不同之處。復議維持決定不能簡單的認為是對原行政行為的確定和依附,作為一種權利救濟制度,它還表現出對于相對人權利救濟的否定;而復議改變決定也不能簡單的認為是對原行政行為的消滅,它是對相對人權利救濟的支持或部分支持。就內部效力而言,復議決定約束各相關機關而不得任意改變或撤銷??梢?,復議決定具有獨立的規制內容,它是具有獨立效力的行政決定?;趯妥h決定效力的獨立性分析,畢洪海先生認為,作出原行政行為的機關和復議機關就原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共同承擔舉證責任,在理論上難以自圓其說。其只看到復議決定相對于原行政行為的獨立效力,卻忽視了兩者之間在效力上的聯系,原行政行為的合法是復議維持決定合法的必要不充分條件。2014年行政訴訟法確立復議維持時,復議機關和原行政機關為共同被告之規定是對復議維持決定和原行政行為二者關系的正確理解。既看到了復議維持決定與原行政行為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同時也承認了復議維持決定相對于原行政行為所具有的獨立規制效力。為此,很容易理解經過復議的案件而復議維持時,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既有對復議維持決定的不服,也有對原行政行為的不服,此時的程序標的有復議維持決定和原行政行為。

  正如蔡志方老師所言,行政訴訟程序標的具有決定行政訴訟被告之機能,如將原行政處分或訴愿之先行程序之決定及()訴愿決定均列為撤銷訴訟之程序標的,其似乎應將原處分機關、()訴愿機關列為共同被告。這是依據程序標的確定被告之理論所得出的當然結論。然而,這一結論卻與臺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第24條所確定的被告規則相沖突。但是蔡志方老師仍言:此種做法(是指將原處分決定、訴愿之先行程序決定、訴愿決定均列為撤銷訴訟的程序標的)雖與被告之確定稍顯抵牾,然因將該等事項均列為撤銷訴訟之程序標的,似亦具有彌補行政訴訟法此一漏洞之功能??梢?,蔡志方老師認為臺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第24條之規定不合理。我國2014年行政訴訟法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則是對這一理論的正面回應。對于經過復議的案件,原告對復議維持決定不服時,其在行政訴訟中攻擊防御的對象應是復議維持決定和原行政行為,而由復議機關和原行政行為機關作共同被告,更能徹底解決糾紛。

  而德國在立法例上對于程序標的所作的簡化處理值得我們借鑒,即維持的原行政行為是由復議決定所獲得之形態的原行政行為,或者說是經過復議決定修正的原行政行為。此乃程序標的之合并,即數個程序標的之間不可分割但又相互獨立的關系。我國2015年司法解釋第6條第2款的規定有助于理解這一問題,復議機關改變原行政行為,是指復議機關改變原行為的處理結果,這一變化相較于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頒布的《關于執行〈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7條規定,判斷復議決定改變原行政行為是指改變主要事實、定性依據、處理結果而言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即肯定了復議機關糾正原行政行為錯誤的可能性。這也就是說,復議決定只要結果是予以維持,即使該復議決定是以其他理由或事實依據,都屬復議維持,這就是德國立法例中所言的經過復議決定而獲得其形態的原行政行為。這也就是說,我國在立法上一定程度承認了程序標的合并。

  從上可知,我國新行政訴訟法中所確立的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制度,并非如有些學者所言,缺乏訴訟法理,是根據程序標的決定被告規則這一訴訟法理所建立起來的。相對于德國通過對程序標的的簡化處理(程序標的合并),直接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而言,我國所確立的復議機關與原處分機關為共同被告是基于我國當前的法治實施現實對于這一簡化處理的還原處理。這樣就可以實現程序標的、訴訟標的的統一,訴訟標的并未超出程序標的所標示的范圍,這就實現理論上的自洽。而非像有些學者所言,肯定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制度,具有理論上的障礙,即名義上的訴訟標的與實質上的訴訟標的分離。另外,與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制度,相類似的情況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已經出現,如《關于審理行政許可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4條就規定了,當事人對于經審批的行政許可決定不服時,可以將作出審批許可決定的上級行政機關作為共同被告。此處的上級機關的批準行為雖是行政系統內部行為,但是已經產生了外化的效果,其類似于復議機關作出的維持決定。這一規定至少為我國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司法實踐經驗。

  六、余論

  我國新《行政訴訟法》中所確立的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制度,并未直接采用德日立法例中根據程序標的來確定被告,但是這次試圖達到通過被告規則來限制程序標的效果,與我國當前法治實踐相一致。制度背后理念的變化,免不了與當前一些制度產生不協調,但是我們應給予時間來緩解因此而帶來的緊張感。比如,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導致復議機關乏于應訴而耽誤本職工作的弊端,這只是我國新行政訴訟法施行后,給行政復議工作所帶來的短時間陣痛,隨著之后行政復議法的,這些問題會逐漸消失。行政復議法已經列入修法計劃中,而確定專門的復議機關和復議人員,已是必然。另外,有學者所言,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制度違背行政復議司法化的改革傾向,筆者認為,行政復議工作無論如何定位,都不能不顧行政復議工作本身的特性,即行政性。為保障復議決定的公正性,在復議過程中,復議機關應遵循法定的程序,但是引入類似司法的程序,并不意味著行政復議工作就有了司法的性質。再次,對于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的情況下舉證責任如何分配,這也成為學者詬病該制度合理性的一個重要因素,2015年《司法解釋》第9條第2款對此有原則性規定,即作出原行政行政行為的機關與復議機關對原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共同承擔舉證責任。而怎樣才能避免這一規定在實施時導致對原行政行為與復議決定之間依賴性的過度關注,而忽視兩者之間的獨立性,則有待司法實踐的進一步探索。最后,如何選擇裁判方式?新行政訴訟法第79條對此作了原則性的規定,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的情形下,人民法院應當對復議決定和原行政行為一并作出裁判。另外2015年《司法解釋》第10條是對79條規定的具體情形的細化,雖然沒有窮盡所有的類型,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整個制度的創設。此時,霍布斯大法官的那句: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是對這一切疑問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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