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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雷洋案件,觀察“有專門知識的人”

2019-03-29 11:40 來源: 互聯網 作者:admin 瀏覽次數

     訴訟地位的界定
  2016 年5 月,各大媒體以“采訪雷洋尸檢專家證人張惠芹”為標題報道了備受社會關注的“雷洋涉嫖死亡事件”的最新進展,縱觀所有報道,媒體對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張惠芹的稱謂無一例外的都界定成了“專家證人”。針對報道中提及的受雷洋家屬委托,經檢察院審批的中立第三方張惠芹教授的“專家證人”這種身份定位是否恰當,是否符合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什么樣的人才能具備“專家證人”的條件和資質; “專家證人”發表意見的法律屬性和證據效力應如何確定; 在偵查階段能否啟動“專家證人”制度,應由誰來啟動,如何啟動等等問題,都值得我們法律人深思??v觀我國刑事訴訟法,均沒有“專家證人”和“專家輔助人”的明確字眼,而是以“具有專門知識的人”來籠統的概括專家證人制度和專家輔助人制度,這就導致在訴訟活動中容易產生角色錯位、職責錯位的可能,特別是容易出現將“具有專門知識的人”等同于司法鑒定人、專家輔助人或專家證人等問題。
  筆者認為,將雷洋案件中接受雷洋家屬委托,經檢察院審批的中立第三方張惠芹教授身份既不能界定成“專家證人”,也不能界定成“專家輔助人”,更不能與“鑒定人”相混同,而應該將其身份界定成“見證人”。我國有必要在立法層面明確“具體專門知識的”的訴訟地位,從而改變司法實踐中角色錯位、職責錯位的現狀。
  一、刑事訴訟法中“具有專門知識的人”的相關規定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44 條規定: “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決案件中某些專門性問題的時候,應當指派、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進行鑒定。”此法條將鑒定對象命名為“涉及訴訟的專門性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將鑒定人命名成“有專門知識的人”。同時,刑事訴訟法第192 條第2 款至第4 款規定: “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申請法庭通知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就鑒定人作出的鑒定意見提出意見。法庭對于上述申請,應當作出是否同意的決定。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適用鑒定人的有關規定。”學界對此法條中“有專門知識的人”又界定成是專家輔助人,導致在司法實踐中存在鑒定人與專家輔助人二者難以區別,相混淆的現象。筆者認為,有必要對刑事訴訟法中“有專門知識的人”進行更名,明確其訴訟地位。
  二、我國刑訴中“具有專門知識的人”與英美法系專家證人制度的區別
  在我國,對于雷洋案件中的張惠芹教授訴訟地位的界定,筆者認為不屬于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的證人,因為我國的證人是不需要當事人的委托的,其有法定義務對自己親身感知的事實向法庭陳述,也不具備可更換性,而雷洋案件中張惠芹是雷洋家屬委托的,其并沒有親身感知案件事實,也是可以更換的。媒體在報道中對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張惠芹的稱謂無一例外的都界定成了“專家證人”,這是將英美法系的專家證人制度引入在我國司法實務中,筆者認為這種提法不妥。在英美法系國家,專家證人被視為證人的一種,其訴訟地位并不會因為具有某一領域的專家身份而被法院特殊對待,而是向普通證人一樣需要出庭接受詢問,其訴訟地位與普通證人的訴訟地位相似,關鍵區別在于專家證人具備專業知識,具備可更換性,而普通證人不具備可更換性。
  英美法系國家的專家證人制度和大陸法系國家的鑒定人制度都是為消除訴訟中的專門性問題障礙而在不同的訴訟模式中形成的,前者是當事人主義的產物,后者是職權主義的產物。就比較法視角來看,兩大法系有逐漸融合的趨勢,但以日本和意大利為典型代表的職權主義國家在改革中吸收了當事人主義的專家證人制度,并沒有直接移植或引入專家證人制度,沒有建立鑒定人和專家證人并行的機制,而是創設了有別于專家證人制度的所謂的“專家輔助人制度”或“技術顧問制度”。在我國現有的司法鑒定制度下,也不可能實現鑒定人與專家證人并行的機制,一是因為如果引入專家證人制度,司法鑒定制度就會顯得多余,專家證人的出庭在一定程度上就完全可以取代鑒定人對“專門性問題”提供證據,并且專家證人在聘請程序上簡便易行,當事人均按照自己的需要自主選擇有利于自己的專家,這些專家會竭力質疑對方的專家爭議,以維護己方當事人的利益,其后果便是司法鑒定制度邊緣化,進而被閑置; 二是我國目前存在“多頭鑒定”、“重復鑒定”等影響訴訟效率和公正的問題,如果盲目的引入專家證人制度勢必會加劇此類問題的發生,因為聘請專家證人的程序簡捷便利容易被當事人濫用,法庭將容易成為各方專家的必爭之地,尤其是在當事人為自己利益不惜代價聘請專家證人時,不僅會出現英美法系國家訴訟成本大量拖入或拖延訴訟的弊端,也會出現因當事人經濟條件的差異造成在專家證人使用上的新的訴訟不公平。因此,在雷洋案件中,各大媒體均把張惠芹教授稱之為“專家證人”實屬不妥。
  三、我國刑訴中“具有專門知識的人”與專家輔助人制度的區別
  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專家輔助人制度的創設是從我國當前的訴訟模式出發,在吸收和借鑒了英美法系“專家證人”、“顧問專家”、“技術陪審員”等制度和大陸法系“鑒定證人”、“輔佐人”、“技術顧問”等制度相關內容的基礎上,建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專家輔助人制度。該制度創設目的一是彌補在法庭審理中法官專業知識的缺乏,抑制法官對鑒定意見的過度信賴; 二是協助當事人辨別鑒定意見的真實性、可靠性,避免當事人因無力質證而無端懷疑鑒定意見的正確性所引發的一些無意義的“重復鑒定”。專家輔助人這一詞也是我國學理上的概念界定,學界、司法界普遍認為我國2013 年開始實施的新《刑事訴訟法》第192 條第2 至第4 款在立法層面上第一次正式確認了我國刑事專家輔助人制度。但縱觀刑訴法全文,法條僅是籠統地以“具有專門知識的人”來詮釋專家輔助人,并沒有在立法層面上明確使用專家輔助人一詞。專家輔助人制度旨在法庭審理中就鑒定人做出的鑒定意見進行質證,其使用階段只能限定在法庭審判階段,并沒有擴展到偵查和起訴階段。因此,筆者認為,在雷洋案件中,張惠芹接受雷洋家屬委托,經檢察院審批對北京明正司法鑒定中心開展的雷洋尸檢過程進行全程監督,張惠芹具備專門知識,但并不屬于專家輔助人,因為我國尚未在偵查階段的專家輔助人制度。
  我國《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208條規定: “偵查人員對于與犯罪有關的場所、物品、人身、尸體應當進行勘驗或者檢查,及時提取、采集與案件有關的痕跡、物證、生物樣本等。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指派或聘請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在偵查人員的主持下進行勘驗、檢查。”同時,《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09 條對此作了一直的規定。筆者認為,上述條款提到的具有專門知識的人,既包括了“鑒定人”和提供鑒定意見技術性服務的專家兩種人,兩種人都是勘驗、檢查活動的具體實施者,前者出具的法律文書可以是鑒定意見,但后者出具的法律文書則不屬于鑒定意見,而是檢驗報告,后者身份界定成檢驗人更具說服力。其中《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的解釋》第87 條明確規定: “對案件中的專門性問題需要鑒定,但沒有法定鑒定機構,或者法律、司法解釋規定可以進行檢驗的,可以指派、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進行檢驗,檢驗報告可以作為定罪量刑的參考。”這里的有專門知識的人并非鑒定人,而是檢驗人,有學者提出將該檢驗人界定成審前階段的專家輔助人,有其合理性,但筆者認為,此觀點還值得商榷,因為上述檢驗人親自參與了勘驗、檢查活動,是活動具體實施者,我們的專家輔助人并不是檢驗過程的參與者,而只是對檢驗者做出的檢驗鑒定意見進行法庭質證,幫助法官理解專門性問題。如若將專家輔助人與具體檢驗人相等同,就意味著專家輔助人制度與鑒定人制度項合并了。
  四、我國刑訴中“具有專門知識的人”與刑事訴訟代理人的區別
  對于雷洋案件中張惠芹教授的身份可否界定成刑事訴訟代理人呢? 筆者認為,這種界定不符合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四條明確規定:“公訴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有權委托訴訟代理人。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權隨時委托訴訟代理人。”,由此法條可知,對于公訴案件,委托刑事訴訟代理人的起始時間是案件偵查終結,移送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方可委托,在偵查階段無權委托訴訟代理人。北京市檢察院的官方微博報道稱,雷洋案件是由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自偵的瀆職犯罪案件,屬于公訴案件的范疇,該案件至今只是處于偵查階段,尚未偵查終結,因此受雷洋家屬委托的張惠芹教授不具備刑事訴訟代理人的法定要件。筆者認為,將雷洋案件中接受雷洋家屬委托,經檢察院審批的中立第三方張惠芹教授身份界定成“見證人”更符合現行法律規定。
  五、我國刑訴中“具有專門知識的人”與見證人制度之間的關系在法律辭典中,見證是指具備一定法律專業知識的人員,受當事人或司法機關的委托,到現場對勘驗、搜查等行為,就自己親眼所見,依法對某些法律行為是否真實、是否合法進行觀察、監督、作證證明的一種活動。我國刑事訴訟法相關法律法規中都提到了見證人一詞,但是對刑事見證人的相關法律規定較粗糙,并沒有把見證人納入刑事訴訟參與人的范疇內,使得見證人的訴訟地位不明確,有學者提出,將刑事訴訟中的見證人視為“特殊的證人”,筆者認為,這種提法有待商榷,因為見證人和證人在訴訟中發揮的作用不同,見證人的主要作用是對其直接感知的偵查行為過程的合法性、有效性進行監督和證明,而證人雖具有證明作用但不具有監督作用。從見證人的主體資格和范圍來看,我國刑事訴訟法機有關規定并沒有予以明確規定。由于偵查活動本身具有的技術性和秘密性,很多見證人缺乏相關專業知識,甚至不了解搜查、扣押、送達等法律程序,相關法律對見證人的權利義務規定缺失,見證人制度發揮不了其應有的監督作用。
  筆者認為,對于專業技術性較強的勘驗、檢查活動在聘請見證人時,應考慮其專業知識的有無,盡可能選擇“有專門知識的人”才能對相關偵查活動開展有效的監督作用。尤其是對于“被害人”死于偵訊室、看守所等敏感地帶的案件,如: “躲貓貓死”、“喝開水死”等諸如此類案件或者事件,其在偵查階段的死因鑒定、傷殘程度鑒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精神病鑒定等均關乎偵查機關立案與否、被害人家屬權益能否保障與否,這些案件的偵破社會關注度高,如有不當之處,極易以之為導火索,引發暴力性的群體事件。因此,我們應該明確刑事訴訟中“具有專門知識的人”的訴訟地位,完善見證人制度,在立法層面區別“專家證人”、“專家輔助人”、“司法鑒定人”和“見證人”的選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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