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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參加訴訟的判決效力范

2019-03-29 11:42 來源: 互聯網 作者:admin 瀏覽次數

一、輔助參加效力的程序機理及其發展演變
  在大陸法系的當事人制度體系中,輔助參加人無疑是最具特殊性的一種,其獨特的“訴訟輔助人”身份以及兼具從屬性和獨特性的雙重屬性,對制度和學說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構成了輔助參加效力限制和擴張的基本緯度。因而,輔助參加與判決效力的主觀范圍問題,一直是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理論中的一個重要議題,學說眾多,異彩紛呈。
  ( 一) 輔助參加與判決效力的程序機理
  輔助參加,是指對訴訟結果存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第三人,為輔助一方當事人而參加他人間正在系屬中的訴訟。按照訴訟法理,既判力以解決本訴糾紛并禁止對此重復審理為目的,一般僅及于訴訟的雙方當事人,并不及于輔助參加人。但輔助參加人既然以自己名義參與了訴訟,可以在訴訟中為其所輔助的當事人實施一切訴訟行為,則本訴訟的裁判也應對輔助參加人發生某種效力,才符合訴訟參加的本旨。故此,德、日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立法均規定本訴訟的確定判決對輔助參加人也產生一定效力,學界通說將這種效力的性質界定為“參加效力”。德、日以及臺灣地區的判例也與學界通說采同一立場。根據參加效力,除非具有使得輔助參加人未能在訴訟中充分行使訴訟權利的法定事項外,主當事人( 被參加人) 敗訴的情況下,輔助參加人在與被參加人之間的后續訴訟中,不能主張本訴訟的裁判不當。
  其作用主要是防止在將來輔助參加人和被參加人發生訴訟時,法院進行重復審理和作出矛盾判決。由于參加效力僅發生在輔助參加人與其輔助的一方當事人之間,從本訴訟確定判決效力的主觀范圍來看,在本訴當事人間發生既判力,在輔助參加人和被參加人間發生參加效力,在輔助參加人和對方當事人之間則無任何效力。與既判力不同,判決的參加效力基于輔助參加的從屬性,于被參加人敗訴時始發生,而且不具有排除后訴的作用。具體而言,參加效力與既判力的區別主要表現為: 其一,參加效力的主觀范圍是參加訴訟的第三人( 包括受訴訟告知人) 和被參加人,而且并不禁止他們就其糾紛另行起訴,只是他們中的任何一方不能否認已被本訴判決確認的事實; 而既判力是判決對雙方當事人( 原告和被告) 的效力,禁止他們就同一糾紛再行訴訟。其二,參加效力的客觀范圍不限于對訴訟標的的判斷,還包括判決理由中對事實及法律的判斷; 而既判力原則上僅限于判決主文所判斷的訴訟標的,不及于判決理由。其三,參加效力設有參加人可否認其效力的排除事由,而既判力沒有排除事由的適用,其效力非經法定程序不得推翻。參加效力是衡平原則的體現,即由參加人和被參加人共同負擔敗訴責任。其根據在于,由于輔助參加人以被參加人勝訴為目的,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必然協助被參加人進行訴訟。在被參加人勝訴時,輔助參加人分享了勝訴的利益,故而在被參加人敗訴的場合,也應當與被參加人共同承擔責任。由于參加效力是基于公平的考慮,目的是讓參加人分擔其所參與訴訟的責任,因此,其效力僅在輔助參加人和被參加的主當事人之間發生,而且鑒于輔助參加人在訴訟中所受到的限制,他可能不能充分進行攻擊和防御,因而法律允許輔助參加人提出訴訟程序存在欠缺的抗辯,并以此抗辯全部或者部分排除判決的參加效力。從制度機理來看,參加效力實際上與輔助參加的立法定位密切相關,是以輔助參加人的訴訟地位為基礎的。按照輔助參加的制度原理,輔助參加人兼具獨立性和從屬性。一方面,輔助參加人以他人之間的訴訟為前提而存在,只具有從屬于當事人的地位而非真正的當事人。另一方面,輔助參加人是以自己的名義,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進行訴訟的,因而其地位又近似于當事人而具有一定的獨立性。盡管輔助參加人具有獨立性的一面,但立法和學理上是以其“從屬性”的一面為基礎來進行制度設計的,即將其訴訟地位定位為“訴訟輔助人”,“訴訟參加,必須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就他人間之訴訟為輔助一造,始得為之”。他沒有請求法院裁判的獨立權利主張,只能依附于其所輔助的當事人,通過協助該當事人取得勝訴判決而間接維護自己的利益。由于這種從屬定位,輔助參加人未被賦予獨立施行訴訟并進行攻擊防御的權能和機會,受既判力作用就顯然缺乏程序正當性,作為程序保障與訴訟參加功能的平衡產物,產生了這種在效力層次上次一級、并且受到諸多限制的“判決參加效力”。
  二、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制度偏離及其判決效力問題
  盡管大陸法系關于輔助參加效力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其理論卻難以適用于我國的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制度。原因在于,由于允許法院判決第三人承擔責任,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制度偏離了輔助參加的制度構造而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使得其判決在范圍和效力上完全不同于輔助參加訴訟。第三人責任追究功能的植入,不僅導致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制度出現了結構性矛盾,也使得判決對第三人的效力問題變得更為復雜。
  ( 一) 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制度偏離
  從歷史沿革來看,我國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制度和理論移植自前蘇聯。盡管稱謂不同,但基本制度形態與大陸法系的輔助參加是一致的,第三人的地位和作用定位為一方當事人的訴訟輔助人。但從這一制度的移植及發展過程來看,總體上呈現出一種“先天不足、后天失調”的狀況,缺失了對輔助參加具有支撐作用的關鍵性內容,比如第三人訴訟行為及限制、參加效力及其排除事由,等等。而真正導致制度出現根本性變化的,是立法認可了司法實踐中法院判決第三人承擔責任的做法,使得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制度具有了追究第三人責任的功能,從而與輔助參加的功能和制度定位發生偏離。于本訴中追究第三人責任,顯然是基于訴訟效率的考慮。因為判決第三人承擔責任,實際上是允許法院在審理本訴當事人之間的爭議時,一并將第三人與一方當事人間的實體關系進行審理和裁判,以避免一方當事人或第三人另行提起訴訟,從而達到通過一次訴訟徹底解決糾紛的效果。因而相較于大陸法系的輔助參加制度,我國的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制度鮮明地表現出對“一次性解決糾紛”的絕對化追求。大陸法系的輔助參加制度并無一次解決糾紛的功能,而僅是透過第三人參加訴訟和參加效力,使本訴判決對后訴產生一定的預決效果,在后訴中不必對該判決所確定的法律關系和事實重復進行爭執和審理,來達到糾紛統一解決、維持訴訟經濟的目的。
  然而,追究第三人責任與輔助參加制度的原理卻是相互排斥的,這一功能的植入,從根本上破壞了輔助參加的制度機理。首先,輔助參加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其從屬性定位,其制度設計的基礎和關鍵是強調第三人和主當事人之間的利益一致性而暫時回避利害沖突,將制度功能限定在為被參加人取得勝訴判決,而不是以參加人自己的利益為目的,參加人自己提出的請求或他人對其提出的請求均不能在其參加的訴訟中獲得審判,從而使參加人能和被參加人在訴訟中結成“同盟”而一致對抗對方當事人,共同為被參加人的勝訴而努力。而一旦追究第三人的責任,就必然使第三人和主當事人也處于利害對立的地位,從而破壞了他們之間的結盟關系,使第三人失去輔助主當事人的動機。其次,在輔助參加之下,由于法院并不對輔助參加人與被參加人間的法律關系進行審理,因而也不將其視為當事人,不賦予其當事人的訴訟權利,訴訟仍然維持“兩造對立”的結構。而在責任追究功能之下,訴訟已經涉及第三人的實體權利,將第三人置于訴訟輔助人的地位顯然不合理,其所承擔的責任與輔助參加的訴訟地位之間是不對稱的,因而已經難以維持“兩造對立”的訴訟結構。
  三、第三人責任追究判決與既判力的范圍
  由于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法院可以依職權通知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參加訴訟,并且判決第三人承擔責任,因而在實踐中,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往往是以可能承擔民事責任為前提參加訴訟的,其適用范圍也多被限定在可能產生派生責任的連環合同、產品質量等糾紛中。在這種案型中,從判決結果來看,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實際上相當于本訴被告的被告,因而有學者將這類第三人稱為“被告型第三人”。由于判決涉及三方主體( 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和兩重法律關系( 原告和被告之間的法律關系、被告和第三人之間的法律關系) ,其判決效力范圍需結合具體的各方主體之間法律關系來予以具體分析。
  ( 一) 第三人責任追究判決既判力的作用范圍
  從司法實踐來看,在判決第三人承擔責任的情形,法院通常是通過一個判決統一對原告、被告和第三人相互間的權利和義務作出確定的。該判決效力的主觀范圍和客觀范圍如何確定,是否能對三方主體、兩項法律關系均具有拘束力,對此主要涉及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第三人責任追究判決對被告是否具有既判力。應該注意的是,即便法院判決第三人承擔責任,也并不當然意味著被告不再承擔責任。實踐中判決第三人承擔責任的情形十分復雜,可能判決第三人承擔替代責任,也可能判決第三人和被告根據各自的過錯分別承擔責任,甚至可能判決被告和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因此,判決仍然可能涉及對被告的責任的判斷,此時當然對其具有既判力,應無疑義。因而這一問題的提出,主要是針對法院判決第三人直接對原告承擔責任而被告不再承擔責任情形,此時被告是否要受既判力的拘束呢? 答案是肯定的。首先,被告是該訴訟形式上的當事人,無論判決結果如何,都沒有改變其作為本訴一方當事人的訴訟地位,本訴判決當然對其具有既判力。其次,被告與原告間的實體權利關系是本訴的訴訟標的,第三人承擔責任的判決也是建立在對該權利關系的判斷上的,因此判決的效力也應及于被告,否則就可能出現被告在以后的訴訟中對該實體法律關系再予以爭執,并提出與判決事項相矛盾的主張的情形。
  故此,無論本訴判決的內容和結果如何,即便判定被告不再承擔民事責任,該判決仍然對被告具有拘束力。其二,第三人責任追究判決的既判力在客觀范圍上是否包括被告與第三人間的實體法律關系。在民事訴訟中,既判力是指確定判決之判斷所被賦予的共有性或拘束力,即生效判決對作為訴訟標的的法律關系之判斷所具有的強制性的通用力或確定力。按傳統的訴訟理論,原則上只有判決主文關于訴訟標的的判斷具有既判力。因此,這一問題的關鍵是,本訴的訴訟標的是什么,是否包含被告與第三人間的實體法律關系。從輔助參加的原理來看,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并不是以訴的形式參加訴訟的,本訴的原告或者被告并未對其提出訴訟請求,因而只存在一個訴,即原、被告間的訴訟,其訴訟標的即為原、被告間的實體法律關系,法院所作判決的既判力應只及于本訴當事人間的實體法律關系。然而,在判決第三人承擔責任的情形,被告與第三人間的實體法律關系形式上雖非本訴的訴訟標的,實際上卻是法院的審理對象并已為法院所裁判,是本訴的裁判事項。而且,如果不將被告與第三人間的實體法律關系納入既判力的范圍的話,就意味著被告或者第三人以后可以再通過訴訟予以主張和爭執而不受一事不再理原則的排除,一次徹底解決糾紛的目的就將淪為泡影。故此,該判決的既判力客觀范圍必然擴張及于第三人與被告之間的法律關系。概言之,由于直接判決第三人承擔責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將原告與被告、被告與第三人間的糾紛一體解決,以防免后續訴訟的發生,徹底實現糾紛的一次性解決,這就必然使判決效力的范圍在主觀和客觀方面均發生擴張。于主觀范圍上,認可本訴確定判決對第三人發生既判力; 于客觀范圍上,將第三人與被告間的實體法律關系也作為判決事項,從而使本訴判決對第三人及第三人的實體權利關系均具有拘束力,由此形成確定判決對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均發生既判力的效果。
  四、既判力擴張與第三人參加訴訟
  從司法實踐來看,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被判決承擔責任的情形,主要發生在本訴被告與第三人之間可能產生派生責任的情形,其范圍相對比較狹窄,并不能涵括所有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參加訴訟的情形,比如因受既判力擴張而參加訴訟的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這種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特殊性在于,其與本訴訟的利害關系表現為本訴判決對其具有既判力,第三人是因為受本訴判決效力的拘束而參加訴訟,而不是因為參加了訴訟才使得本訴判決對其具有了拘束力。按照大陸法系的訴訟理論,作為既判力相對性原則的例外,在既判力主觀范圍發生擴張時,因此而受既判力拘束的第三人與訴訟具有利害關系,其私法上的地位可能因一方當事人的敗訴蒙受不利益,可以作為輔助參加人參加訴訟。比如,婚姻無效之訴、撤銷婚姻之訴或確認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訴的判決對第三人具有既判力,因而第三人可作為輔助參加人參加訴訟; 為他人而為原告或被告的訴訟( 即訴訟擔當) ,其判決對于被擔當人具有既判力,因此被擔當人可作為輔助參加人參加訴訟。我國現行立法中雖然沒有關于既判力相對性及其例外的明確規定,但也承認一些類似情形下的可以作為第三人訴訟參加,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債權人代位訴訟中的債務人和特定訴訟繼受時的繼受人。
  ( 一) 債權人代位訴訟中的債務人參加訴訟與判決效力范圍
  根據我國《合同法》第73 條的規定,債權人的代位權,是指在債務人怠于行使其債權而有損于債權人的債權時,債權人為了保全自己的債權,以自己的名義代位行使債務人債權的權利。債權人因行使代位權而對次債務人提起的訴訟,即為債權人代位訴訟。關于債務人在債權人代位訴訟中的訴訟地位,最高人民法院的《合同法解釋( 一) 》第16 條基本上沿用了大陸法系的做法,即作為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參加訴訟,在訴訟中處于輔助參加的地位。按照大陸法系的訴訟理論,由于債權人進行代位訴訟所獲得的實體利益歸屬于債務人,債權人代位訴訟在性質上屬于法定的訴訟擔當。而根據訴訟擔當的原理,本案判決的既判力應擴張及于實體權利的歸屬主體( 即被擔當人) 。 “對于為他人而為原告或者被告者之確定判決,對于該他人亦有效力。”因此,在債權人代位訴訟中,判決的效力擴張及于債務人。由于債權人代位訴訟所爭議的訴訟標的系債務人的債權,且判決的既判力又及于債務人,因而債務人與訴訟顯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應當以輔助參加人的身份參加訴訟,一般是輔助債權人進行訴訟。在訴訟擔當的場合,判決效力可以擴張及于被擔當人的依據是所謂“代表訴訟”原理,即被當擔人的利益和立場已經透過一方當事人( 擔當人) 加以提出和主張,程序保障已經被當事人一方所替代獲得。但債權人代位訴訟具有一定特殊性,債權人進行訴訟的動機不同于其他的訴訟擔當人,其最終目的是為了保障自己債權的實現。因而作為訴訟擔當人的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利益并不一致,而是存在利害對立關系。因此,學說上對于確定判決的既判力主觀范圍是否應當然擴張及于債務人存在很大的爭議。
  不過,由于按照大陸法系的民法理論,代位權制度的目的在于保全債務人的一般責任財產,以保障全體債權人均能受償,不得專供行使代位權的債權人清償自己的債權或抵銷自己的債務。債權人提起代位訴訟時只能請求次債務人向債務人履行清償義務,不能直接清償自己的債權。其訴訟的訴訟標的是債務人與次債務人之間的債權關系,并不合并審理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債權人若想實現自己的債權,須得另行向債務人主張或起訴。由于訴訟的實體法效果仍然歸屬于債務人,因而在代位訴訟中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利益主張是一致的,讓債務人作為訴訟輔助人輔助債權人進行訴訟,并使判決對其發生既判力,在法理基本上是能自洽的。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解釋( 一) 》第20 條的規定改變了債權人行使代位權的后果,采取“直接受償原則”,規定債權人可要求次債務人直接向自己清償,并導致債權人與債務人、債務人與次債務人之間相應的債權債務關系歸于消滅。這意味著債權人提起代位訴訟的目的是直接實現自己的債權,而不是為債務人的利益進行訴訟,債務人的利益已不能由債權人予以代表。而法院在債權人代位訴訟中須合并審理兩個實體法律關系,即債權人與債務人、債務人與次債務人之間的債權關系,事實上構成訴的合并,從而改變了債權人代位訴訟的性質和結構,對債務人的訴訟地位以及判決效力均產生了影響,已經不能再用訴訟擔當原理來加以解釋。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債權人勝訴還是敗訴,其裁判結果均不利于債務人,債務人與作為原、被告的債權人和次債務人均處于利害對立關系,形成一種三方對立的關系,讓其作為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進行輔助參加顯然是不合理的。而且,由于法院對兩項債權債務關系均應進行審理,所作判決對這兩個法律關系均具有拘束力,因此,判決效力的主觀范圍當然應及于債務人,并且顯然該判決在債權人、債務人以及次債務人之間均應產生既判力。
  結語
  第三人參加訴訟本身具有促進糾紛解決效率、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糾紛之功能的作用,但這種作用應以程序的正當性為前提和基礎。在我國的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參加訴訟的制度構造及司法實踐中,過度強調糾紛的一次徹底解決,而忽視了對第三人的程序保障和當事人的訴訟主張對法院的約束性,將第三人曝露在基本的程序保障之外。甚至以“無訴而判”的形式來達到糾紛一次解決的目的,任意擴大訴訟范圍和判決效力范圍,雖然能夠最大化地促進訴訟效率,但卻以犧牲第三人的程序利益為代價,嚴重違背訴訟法理和程序的正當性,使得既有制度與既判力理論的緊張關系很難消解。正如學者所指出: “任何脫離程序保障的訴訟效率促進對策都將面臨程序正義的質疑,任何不以程序保障為前提的擴大既判力作用范圍之制度構建都缺乏正當性根據。”訴訟第三人制度的發展方向,應在程序保障的基礎上來謀求糾紛的一體解決,賦予第三人獨立的當事人地位和平等對抗的機會,惟其如此,判決對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發生既判力才具有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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