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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美國環境集團訴訟———以阿特金斯等訴H

2019-03-29 11:49 來源: 互聯網 作者:admin 瀏覽次數

一、阿特金斯等訴Harcros化學公司案背景及訴訟過程
  (一)案件的開始
  1931年,湯普森-海沃德化學公司在毗鄰美國新奧爾良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格特鎮購買了一英畝土地,開始建造化工廠。最初,工廠只生產干性殺蟲劑,而且所有的生產都在室內進行。到了40年代末,工廠開始在室外生產混合型的濕殺蟲劑;50年代末,工廠開始在室外生產混合干濕除草劑。這種程度的生產一直持續了20多年。據當地居民回憶,有時室外的罐子會流出液體,建筑物里也會散發出灰塵和煙霧。1961年,該工廠以及工廠名稱被賣給了“TH農業和營養公司”(THAN),該公司是北美菲力浦公司的子公司。1975年,該公司的經營活動開始減弱,停止了濕殺蟲劑和濕除草劑的生產,工廠的建筑物僅被用作儲存產品的倉庫。1981年,該工廠及工廠名稱又被賣給了Harcros化學公司,該公司用工廠儲藏工業化學品、干洗用品和殺蟲用品。該工廠于1986年最終完全關閉。工廠在過去四五十年的經營時間里儲存了各種各樣的化學物品。格特鎮的人口情況這些年也有所變化,現在這里主要是美國黑人居住的社區,以工薪階層和相對貧困人群為主。許多距工廠較近的居民經常抱怨灰塵和刺激性氣味對自己的影響,但是出于經濟上的考慮,他們并未采取重要的行動。
  畢竟工廠為周圍居民提供了就業機會,也給該社區帶來了外面的業務。1987年,新奧爾良下水道和水務部的一名員工在對工廠附近下水道進行常規保養檢查時因吸入有毒氣體而昏倒,這起事故被報告給了水務部環境執行辦公室,該部門在1987年10月對事故進行了初步調查,調查顯示工廠附近的下水道系統含有高濃度的三氯乙烷和四氯乙烷,這是有毒的干洗化學物四氯乙烯的組成部分。1987年10月30日有關部門開始對工廠排水管到當地下水道進行清理凈化工作。清理工作在格特鎮引起了轟動,特別是在工廠附近居住了多年的居民注意到政府派來的工人需要配備特殊裝備才能接近工廠的物品時,他們開始擔心自己的安危。隨著清理修復工作的繼續,格特鎮的居民越來越擔心工廠污染對自身健康的危害,因此開始聯系當地的律師倫納德·克魯克斯,了解訴訟的可能性??唆斂怂孤蓭熃ㄗh在鎮上召開鄰里會議以建立社區合作機制來支持訴訟。很快,鎮上的一位居民通知了他的朋友弗蘭克·愛德華茲。愛德華茲以前是附近社區的治安官,現在是路易斯安那州哈蒙德一家公司的律師。愛德華茲同意和克魯克斯合作,并聯系了路易斯安娜州的其他律師。兩人集合了在人身傷害、集團訴訟和環境問題領域的專家組成一個團隊來代理原告進行訴訟。
  (二)集團訴訟的確認
  1989年9月28日,集團訴訟代表人格雷西·S.阿特金斯在路易斯安那州法院起訴,以Harcrus、湯普森-海沃德和菲利普斯以及其他6位曾在工廠任經理的人為被告。原告依據路易斯安那州法律,起訴湯普森-海沃德公司構成妨害。被告在工廠的管理、有毒化學物品的處理方面存在過失,而且未能通知附近社區居民工廠對他們產生的潛在危害。因為這種過失,有毒化學物質通過空氣、地下水和地表雨水從工廠流出。根據訴狀所述,暴露于這些物質中的原告產生了一系列健康問題。而且原告律師提出原告的財產價值因為污染而大幅度貶值。原告在訴狀中提出了賠償,特別是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被告于1989年12月26日提出了答辯狀。在答辯狀中,被告否認了原告方的所有指控,并進一步提出抗辯,認為即使原告受到了傷害,也是被告控制力之外的因素或居民自身的多重過失造成的。同時被告認為原告應當承擔選擇居住在離化工廠如此近距離所產生傷害的風險。并且,原告的訴訟時效已過。路易斯安那州初審法院Hufftt法官于1993年3月24日批準了集團訴訟確認申請,他命令該集團包括所有距工廠三個街區以內擁有或租賃財產的人。根據距離工廠的遠近,集團被劃分為三個子集團,每一個子集團又根據擁有或租賃財產的時間不同作了進一步劃分。被告立即對初審法院的確認決定提起了上訴,上訴法院經審查支持了初審法院的確認決定。其后,被告又申請州最高法院審查上訴法院的決定。1994年11月11日,申請被駁回。上訴法院維持了集團訴訟確認命令。
  至此,從訴訟提起之時已經過去了5年時間。在集團確認問題解決之后,弗蘭克·V.圣扎卡法官立即發布命令強制所有的集團成員選擇是否在60天內退出訴訟,否則將要受到集團訴訟結果的約束。和解協商的過程漫長而艱難,被告相信原告所受傷害與接觸到工廠所排放的化學物質之間的聯系非常脆弱。雙方各自聘請了專家證人,審理勢必演變為專家證人之間的對抗。同時原告主張,稅收記錄顯示自從有毒物質被曝光后,格特鎮的財產價值已經大幅下降,訴訟也受到了當地報紙的關注。被告則擔心新奧爾良民事地區法院會偏向原告,因為陪審團成員組成情況有可能對被告不利。多階段審理被安排在1996年春天,第一階段的審理將決定被告的責任和對25位牽頭原告的賠償問題,這25位原告是作為其他集團成員的代表。第一階段也要決定被告是否應當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如果被告應負此責任的話,陪審團將確定一個單獨的倍數以用來計算每位原告懲罰性賠償金的合理標準。被告對懲罰性賠償裁決的預期極其擔心,因為單此一項決定就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壓力。在此情況下,被告立即決定與原告和解。
  (三)和解結果
  1996年4月22日,也就是預定的選擇陪審團和多階段審理的前一天,原被告達成了和解,法院于5月31日初步同意了此和解協議。原告同意被告支付51,575,000美元作為一個單獨的基金用來賠償原告、支付律師費、法院訴訟費和管理費,并支付管理和解的費用(見表1)?;鸬拇蠖鄶蒂Y金來源于菲力浦公司,該公司代表自己和其附屬子公司“TH農業和營養公司”(THAN)(見表2)。根據法院的批準,集團律師將獲得基金中大約1/3的錢作為律師費,另加15%償還成本,50萬美元用作管理和解的費用。另有100萬美元作為懲罰性賠償,這筆錢將捐贈給當地的慈善機構。剩余的大約25,175,000美元將對集團成員所受到的傷害進行賠償。作為交換條件,集團成員放棄對被告的所有有關湯普森-海沃德工廠有毒化學物質侵權的訴訟請求。根據和解協議,法院有責任保證賠償金公平分配給集團成員,1996年5月31日,法院任命了一位專家制訂分配計劃,主要確定了四種類型的賠償:對污染擔憂和恐懼的精神損害賠償、對接觸化學物質的賠償、對疾病的賠償和對財產損失的賠償。各類賠償相加的總額即為每個原告得到的總賠償額。所有訴訟請求人共計將得到25,175,000美元。每位原告都通過郵件接到了自己所得賠償的通知,大約675名原告(共3800名集團成員提出了訴訟請求)反對初步的和解協議,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反對的是對自己訴訟請求賠償額的計算結果。另有數百位住在工廠附近但離工廠三個街區以外的居民反對地理劃分的界線將自己排除在集團范圍之外。審理結束時,最初675名異議者中有635名撤回了異議,法院糾正或調整了一些人的賠償金。沒有及時提出訴訟請求的人仍然沒有獲得賠償,定義集團的分界線也沒有作出變化。圣扎卡法官認為Hufftt法官在集團確認命令中確定的分界線是公正合理的。最終的和解協議于1996年10月17日獲得法院批準。法院保留對和解基金的管理權,并命令和解管理人提供年度財務報告。
  二、環境集團訴訟在本案中的運用
  本案是一起運用集團訴訟來解決因環境污染而引起的大規模侵權的典型案件。環境集團訴訟在美國集團訴訟法和環境法自身的發展中都起著關鍵作用。從2010年墨西哥灣深水地平線漏油案件到工廠周邊居民財產損害侵權賠償案件,作為一種救濟環境侵權請求的機制,集團訴訟經常為無法通過其他方式解決的環境侵權訴訟請求提供了最終解決的有效途徑。但環境集團訴訟在美國司法實踐中的命運并非一帆風順。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美國顧問委員會起草新集團訴訟規則之時并未關注大規模侵權問題,而是重點關注人數眾多的小額訴訟。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聯邦法院開始嘗試采用集團訴訟來合并審理涉及因有毒化學制品或產品而導致的大規模訴訟案件。實踐表明,集團訴訟適合用來解決某些類型的環境訴訟,特別是一起傷害事件以相同或相似的方式傷害到眾多人的案件,環境侵權引起的醫療監控案件也特別適合用集團訴訟方式解決,因為這種案件很少涉及責任或因果關系的個別性問題。另外,有的法院認為因環境污染引起的財產損害訴訟也適合用集團訴訟來解決,因為這種案件一般很少顯示個別性特征。一般來說,法院會用集團訴訟來確定責任和一般性因果關系,而個別因果關系和賠償問題則個別確定。
  法院拒絕確認包括環境污染在內的大規模侵權案件,通常是因為考慮到影響群體成員的個別性問題占據了優勢地位。因為環境侵權訴訟請求總是會包含原告自身和(或者)原告的財產接觸到有害物質并受到了損害,但通常原告在時間和空間上總是處于分散狀態(接觸有害物質的時間和持續的期間不同)。此外,被告的行為也處于變化中。許多法院認為這些問題沒有辦法用一套固定的標準來證明責任,也沒有單一的適用于所有集團成員的最接近的因果關系,此類案件不適合用集團訴訟來解決。因此,個別問題占據主導地位成了法院確認環境侵權案件的重要障礙。法院經常將優越性分析和優勢地位的分析結合在一起,因為審理個別問題占優勢地位的集團訴訟案件明顯是無效率的,這正反映了顧問委員會所持的“名義上的集團訴訟將實際上演變為分別審理的眾多的單獨訴訟”的觀點。在本案中,被告對初審法院確認集團訴訟的命令提起了上訴。
  在上訴狀中被告認為集團并沒有滿足《路易斯安那州民事訴訟規則》第591條和第592條規定的集團訴訟的請求。特別是被告認為集團訴訟請求沒有共同性,而且集團成員的權利并沒有被充分代表。被告在抗辯中指出該集團缺乏共同特征,集團成員主張所受傷害和疾病的類型是如此不同,因為行為的范圍和工廠排放化學物質的類型這些年來是不斷變化的,期間居民們不斷從工廠附近搬入或搬出。盡管被告提出了這些抗辯理由,上訴法院還是在公開發表的意見中支持了集團訴訟確認命令。法院注意到“共同特征”的要求“基本上是平衡性標準”,而且這一要求的目的是“識別那些集團訴訟能帶來效率及結果一致性這些重要利益的案件”。換句話說,只要效率和一致性所帶來的利益高于訴訟請求合并所帶來的困難,集團成員之間可以存在差別。上訴法院引用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在McCastle V. Rollins環境服務一案中的意見,陳述了自己的觀點:在該案中,我們的結論是共同問題比個別問題占優勢。這些共同問題包括工廠生產或儲藏的物品是否有毒;這些有毒物質是否排放或泄露出來,如果是這樣的話在什么時候,排放或泄露量有多少;這些有毒物質的濃度是否足以威脅到排放地理范圍內的人們的健康;被告是否有責任預見到并采取措施來預防這一危險,是否可運用懲罰性賠償。因此我們認為原告滿足了權利“共同特征”的前提。被告在上訴中也提到具名原告沒有按照《路易斯安那州民事程序規則》第592條的要求充分代表集團利益。具體來說,被告認為每一個集團成員訴訟請求的事實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因此沒有哪個集團成員或者子集團成員可以公正地代表整個集團的利益。上訴法院對此主張并不贊同,上訴法院認為集團代表僅需要反映整個集團的代表性或典型性特征,而且通常上訴法院應當尊重初審法院對此問題的決定。值得注意的是,典型的人身傷害訴訟請求的因果關系相對直接,環境污染引起的訴訟請求則與其不同,污染物與人身傷害之間的聯系復雜而不確定。
  因此,當事人不得不依靠專家證人來解釋因果關系方面復雜的科學證據以支持自己的訴訟請求。在本案中,被告請來的專家證人懷特博士,一位來自杜蘭大學的流行病學家進行對社區進行了調查,調查表明格特鎮居民很有可能產生非癌性的皮膚疾病,但除此之外患病幾率并不比其他社區的人更高。原告聘請的專家則試圖證明格特鎮居民相比其他地方有更高的患病幾率。本案的審理勢必演變為專家證人之間的斗爭。但依靠原告自身力量又無力承擔昂貴而漫長的“專家證人戰役”,其結果是受害者得不到賠償,而侵權人的違法行為得不到制止。因此,原告會求助于集團訴訟來尋求更容易利用的救濟方法。在這種情況下,集團的確認對保護原告的合法權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美國環境集團訴訟的特色及對我國的啟示
  由于環境私益訴訟的難度很大,不僅大于其他類型的訴訟,而且也遠遠大于環境公益訴訟。一個或幾個原告通常缺乏足夠的實力來承擔提起環境私益訴訟的成本,所以,集團訴訟成為環境私益訴訟的主要形式。美國是世界上環境私益訴訟最發達的國家,在環境私益訴訟中,美國環境集團訴訟的影響最大。實踐表明,集團訴訟適合用來解決某些類型的環境訴訟,特別是一起傷害事件以相同或相似的方式傷害到眾多人的案件。美國環境集團訴訟的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美國環境集團訴訟的規模和發達程度大于和高于其他國家。美國退出制集團訴訟使集團訴訟的規??涨芭蛎?,集團訴訟的規模效應增強了原告獲得優質法律代理服務的能力,使得集團訴訟增加了律師期望的投資回報,從而能夠吸引更富有經驗、更優秀的律師和實力更雄厚的律師事務所。
  此外,大量的司法實踐也創造出了一整套處理環境集團訴訟的科學方法。而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加入制集團訴訟,有些國家甚至沒有集團訴訟。即使引進退出制集團訴訟的國家,由于激勵機制和其他制度的差別,集團訴訟的案件數量和發達程度也無法與美國相比。其次,美國環境集團訴訟對污染者的威懾力和制裁力度遠大于其他國家。美國陪審團制和懲罰性賠償金的運用,有助于認定被告環境侵權事實的成立和對被告形成威懾。在大多數國家放棄了陪審團制度的時候,美國依然保持著這樣一種審判制度。而在環境案件的審理中,陪審員往往更容易傾向環境污染的受害方,認定環境侵權的事實成立。從某種意義上說,陪審團制有助于原告方訴求的實現,而懲罰性賠償金的存在又成為高懸在被告頭上的一把利劍。再加上集團訴訟的規模和更富有經驗、更優秀的律師和實力更雄厚的律師事務所的強力推動,都在不同程度上增大了對污染者的威懾力和制裁力度。而其他國家環境集團訴訟對污染者的威懾力和制裁力度都無法達到美國的程度。最后,美國環境集團訴訟和解的比重要大于其他國家,訴訟的難度要相對小于其他國家。和解在美國集團訴訟中的廣泛運用,使許多案件避免了漫長和復雜的訴訟。在美國,環境集團訴訟對于原告來說需要克服的最大困難就是如何獲得法院對集團訴訟的確認。對于被告來說,最大的勝利就是避免卷入集團訴訟,因為幾乎沒有單獨的原告具有足夠的實力承擔提起環境訴訟的成本。因此,當事人雙方在集團訴訟的確認上會竭盡所能,找出各種理由來說服法官案件符合或不符合集團訴訟的條件。但集團一旦被確認,被告為了避免更大的損失,原告為了避免漫長的訴訟和侵權事實證明和認定的風險,往往都更容易接受和解,這也是美國集團訴訟和解所占比重很高的主要原因。而其他國家,由于缺乏美國環境集團訴訟的威懾力,被告不到萬不得已,不會作出承擔責任的和解。
  結語
  本案歷時七年最終以和解告終,法官注意到自己批準和解一方面是因為“訴訟的復雜性、高成本和可能的訴訟拖延”以及“從過錯角度考慮,原告勝訴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法官認為原告接受和解也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因為“關于單獨案件中的具體和大量賠償的因果關系問題將很可能擾亂對事實問題的審理”,而且很少有醫學專家證據證明原告任何具體的不適與工廠所有的或排放出的化學物質有明確的聯系。因此,從總體上看,本案為眾多環境污染受害者提供了有效的救濟。如果沒有集團訴訟的話,很難想象這些受害人單獨起訴污染企業會是怎樣的結局。本案在訴訟形式、管理技術、賠償分配方案等方面都有不少亮點,為我們解決我國環境侵權大規模糾紛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當然,美國環境集團訴訟中也存有一些值得商榷和我們需要盡力避免的地方。如訴訟周期過長,訴訟成本和律師費用占賠償金比例過高等問題。本案盡管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成本,但案件的結局并非令所有居民都滿意。
  原告平均獲得了6658美元的損害賠償,但很多人得到的比平均數要少得多。律師費也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一些原告抱怨只有一半的基金用來賠償,而律師費卻占了基金大約1/3(1700萬),律師平均每小時收費高達628美元。正如德國學者克里斯蒂安·馮·巴爾所言:“大規模侵權可能發生在各個法律領域,向我們提出了包括如何補償受害人損害在內的一系列責任法上的問題。在程序上,數量眾多的受害人的訴求如何有序地提出、展開和發表,以避免冗長繁瑣的訴訟程序和高額的訴訟費用,也是等待著我們去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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