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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述20世紀中國民族起源學說

2019-07-22 22:44 來源: 互聯網 作者:admin 瀏覽次數

20世紀是中國近代國家和民族認同形成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建設近代國家和強化民族認同的任務,自然引起中國知識分子對于民族起源問題的關注,并且對此展開了多次爭論。近年來,不少學者注意到這些爭論,并試圖通過考察這些爭論來研究中國民族認同的形成過程,進而探討近代西方的種族/民族學說在20世紀初期通過日本傳入中國的具體過程及其對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己成為中外學界所關注的一個焦點。但是,己經發表的有關研究,主要關注20世紀初期,而極少與其前后時期聯系探討。本中國通史畢業論文就以此為背景,探討前后時期民族起源學說。
 
在過去,學者僅僅關注圍繞“黃帝,、“漢族”或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論述,集中探討與所謂“漢族西來”學說有關的諸問題,除了被視為清末“排滿主義”目標的“滿人”之外,基本缺乏不以黃帝為代表的“非漢族”即當今少數民族歷史的觀點。如果采用包括少數民族歷史在內的宏觀視角,我們便可以理解,20世紀中國民族起源學說的演變,既是以民族交替(占領/驅逐)為前提的,卜來/原住”模式向“土生=世居”模式的轉化,又是一元論和多元論的反復交替的一個歷史過程。同時,這種演變與基督教、民族學、考古學等新的宗教、學術思想和學術制度的傳播和發展有關,也受到不同時期中國社會歷史環境的影響。
 
一、民族史模式和宗教思想
 
《司馬遷曾在使記》中,根據自“黃帝”開始的中國上古帝王系譜,來解說邊疆各民族的起源。例如,他認為匈奴為夏后氏的后裔、越王勾踐為禹的后裔、吳為周太伯的后裔、閩越為越王勾踐的后裔、楚為帝額項的后裔、滇為楚將軍莊路的后裔,等等。此類理論,我們可稱之為“貴種后裔”模式。
 
根據司馬遷的描述‘神農氏”在黃帝之前,而黃帝戰勝了“炎帝”和“蛋尤”。后人則認為神農氏就是炎帝,而蛋尤是“三苗”或“九黎”的首領。到明清時代,中國士人廣泛接受了“貴種后裔”模式,而在民間普遍流行“三苗”就是中國南方“苗人”(即現在的苗族等西南少數民族)祖先的附會說法。到了19世紀后半期,在中國沿海的租界中,西方傳教士開始向中國信徒傳授與傳統的“貴種后裔”模式不同的中國民族史。他們說,中國的原住民是作為蛋尤(三苗)后裔的“苗人”,而“中國人”(即今天的漢族)是后來移居中國的“挪亞”(諾亞)的后裔。例如,1882年有一個名叫韋廉臣( Williamson } Alexander)的蘇格蘭傳教士,在上海出版了一本中文著作《古教匯參》。
 
他所描述的上帝創造人類、亞當與夏娃的樂園放逐、洪水淹沒舊世界、諾亞子孫的繁殖、巴別塔工程和人類語言分化等等,都來自《槍y世紀》中的猶太人“貴種后裔”模式經典傳說,代表著基督教的典型“普遍史”( Universal History)的歷史思考。西方傳教士將上述古代中國士人及民間對中國古典的解釋及附會與以亞當和夏娃為始祖的基督教“普遍史”中的“兩次造人”傳說相結合,創造出作為舊人類的“苗人”被作為新人類的“中國人”驅逐的故事,提出了有關中國民族起源的新觀點。 這種新的中國民族起源學說立足于一種假設,即主體民族(漢族)起源于西方某地,后來從遙遠的他鄉集體移居到中國內地,并且認為具有不同歷史背景的民族(苗族)是中國內地的原住民,而他們被新來的民族驅逐到中國南方的邊遠山區。這就是以民族交替為基本原則的“外來/原住”模式的典型代表。它與古代傳統的“貴種后裔”模式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中國民族起源學說。
 
二、民族史模式與學術制度
 
如上所述,20世紀初期中國的歷史條件,使得基于“外來/原住”模式的“漢族西來/苗族原住”學說為中國知識分子廣泛接受。 除了民族史模式以外,這一學說還有另一特點,是以黃帝時代作為上限。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熟知的有關黃帝的傳統歷史知識,印證了“外來/原住”模式中黃帝的角色,從而推動了這一學說的廣泛流傳。但是此后的中國,隨著近代考古學的引進和發展,知識分子對傳統歷史的認識逐漸發生了改變。同時近代史學的引進和發展,也促使他們對于黃帝的存在提出質疑。在如此環境下,中國民族史的模式又發生了一些變化。
 
20世紀初期的“外來/原住”模式,在之后的民國初期,繼續作為幾乎唯一的中國民族史模式,在中國國內廣泛流傳。但是到20世紀20年代后,這一模式的應用年代,就上溯到“歷史”時代之前的時代,即“黃帝之前”的“史前”時代(石器時代)。促成這一變化的主要背景,就是作為新興學術的近代考古學,此時己被中國學者廣泛接受,并開始逐步發展。 近代歐洲產生的以進化論為基礎的考古學,與主要應用于對診釋和考證古典史書的中國金石學,兩者在學術系譜和性質上迥然不同。近代考古學的相關知識,早在清末就己通過租界的刊物傳播到中國,然而作為以田野發掘為基礎的現代學科被引進到中國,并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興趣,則是20世紀20年代初期的事。近代考古學對文獻之前的史前考古發揮了最大的力量。然而由于以黃帝時代作為界限的“漢族西來/苗族原住”學說的流行,當年中國知識分子把“黃帝之前”的史前時代看作是與漢族沒有關系的時代,對其文化遺存沒有產生興趣。這估計是使得近代考古學的引進晚到民國時代的主要原因。
 
清末以來關注中國民族史的梁啟超,到了1922年,才開始重視考古學的新發現,承認將來也許有必要放棄自己一直提倡的“漢族西來”學說。梁啟超這一新觀點的主要依據之一,是民國政府地質學顧問瑞典人安特生(Andersson } Johan Gunnar) 1921年在河南仰韶村遺址發現的以“彩陶”為特征的史前文化。安特生根據自己在仰韶村的新發現指出,留下該考古遺存的人群就是今日漢族的祖先。他還注意到己在西亞、東歐、中亞發現的同樣以“彩陶”為特征的史前文化,并指出了這

三、民族史模式與民族起源一元/多元論

以上所述的中國民族史模式的演變過程,可以概括為由“外來/原住”模式轉換到“土生=世居”模式。而關于民族起源的觀點,又可以分為一元論和多元論。
 
近代之前采用“貴種后裔”模式的關于中國民族史之傳統的論述,可以看作是源自黃帝的一元論。19世紀后半期西方傳教士所論述的中國民族史以及20世紀初期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的近代西方學者的民族起源學說,也均屬于西方一元論。20世紀20年代的安特生學說也建立在西方(中亞)一元論的基礎上,而30年代在對抗該學說的背景下中國考古學者確立的“土生=世居”模式,雖然不排除“陜甘及河南西部之文化系”(西系)的存在,但是強調從黃河下游城子崖文化到黃河中游殷墟文化(東系)的單系文明發展模式,還是傾向于一元論??傊?,盡管民族史的模式不同,但在漢族起源的問題上,基本都堅持一元論。 關于中國民族起源多元的觀點,在日本學到基于“外來/原住”模式的“漢族西來/苗族原住”學說的中國知識分子之中,早在20世紀初就己開始出現,②后來在漢學家王國維等新的學術成就的基礎上,到20世紀20年代則產生了中國上古傳說多系發展的新觀點。史學家顧領剛在1923年撰文指出,“中國民族的出于一元,侯將來的地質學及人類學上有確實的發現后,我們自可承認它;但現在所有的牽合混纏的傳說我們絕不能胡亂承認”。當年顧領剛的研究僅限于中國內地,所謂“中國民族”即指今日的漢族。在上古傳說多系發展的新觀點的基礎上,直到20世紀20年代后期,中國史學界才出現了建立在多元論而非一元論基礎上的中國民族史。
 
到了30年代,部分學者提出了中國國內各民族是多元發展而在各地“土生=世居”的學說。在此時期,除了黃河流域中原地區之外,在中國各地開始出現了眾多考古發現。這些新發現,推動了多元論的民族起源學說。例如史學家呂思勉,根據20世紀30年代以后在江南的考古新發現以及民間考古愛好團體“吳越史地研究會”的主持者衛聚賢所提出的“有史以前由南而北之說”,于1936年提出了“中國文化東南早于西北說”。
 
四、抗戰時期后方的中國各民族一元/多元論和“中華民族”論述這一趨勢
 
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變得更為明顯。學術界在討論民族史的時候開始盡量避談多元論。如上所述,在20世紀初期,中國南方的苗族曾被認為是“漢族西來”之前的中國史前原住民的后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民族學者凌純聲,1939年在昆明,根據從前在湘西苗族的實地調查和對各種史料記載的考證,斷定當今苗族(‘今苗”)與上古“三苗國”及其統治者的“蛋尤”或“苗民’(“古苗”)無關。凌純聲接著探討了“三苗之民”的“九黎”和南方歷史上的民族“蠻”之族屬問題,指出“九黎”為南方原住民族,是現在海南黎族的祖先,又指出“蠻”為早期由黃河中游南下的外來民族,是如今閩浙地區的含族以及滇越邊界的蠻人的祖先。凌純聲從這一認識出發探討了當今苗族的族屬和起源問題,沿襲了先前章炳麟和朱希祖的觀點,指出苗族是戰國以后逐漸從黃河中游南下的小族群“髦”的后裔,也就是說他們是較晚遷入西南地區的外來民族??傊?,他認為苗族并不是南方的原住民族,而與漢族一樣是中原民族一支的后裔。
 
這顯然是中原一元論。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學者在中國疆域范圍之內,積極采用從中原南下的“卜來/原住”模式,試圖據此否定20世紀初期以來的所謂從西亞或中亞西來的“外來/原住”模式。除了凌純聲以外,在當年轉移到西南地區的學者當中,還有些人從西南邊疆的實際情況出發而提出了同樣的觀點。1941年6月,史學家顧領剛與國民黨干部(中央訓練委員會)馬毅(馬曼青)在重慶召開的教育部邊疆教育委員會第2屆第1次全體會議上聯名提出了《建議訂正上古歷史漢族驅逐苗族居住黃河流域之傳說以掃除國族團結之障礙案》。他們注意到當時以西南地區某地為基地開展的大規模“苗族復興運動”以及日本人在逞羅(泰國)背后操控的“大泰主義”的影響,進而主張今日苗族與昔日所謂“三苗”無關,并向政府建議,立即取締教科書里的基于“漢族西來/苗族原住”學說強調歷史上漢族對苗族壓迫的中國民族史論述。
 
五、延安的中國各民族多元論和“中華民族”論述
 
同一時期,延安的中共馬克思主義者,也開始宣揚“中華民族”意識,并把“血統”的融合作為民族優越性的基礎,又作為中國民族史的特征。例如,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呂振羽,運用唯物史觀“勞動創造人”的觀點,就中國的“人種”和“中華各民族”的起源問題,于1943年作了如下的論述: 中國人從哪里來的呢寧……中國人的祖先,和世界一切人的祖先一樣,開始都是從一 種高等猿猴變來的。在好多萬年以前,我們華北和蒙古,不是今日這樣的地方,……中國 的漢族、蒙族、回族……主要的來源,都是蒙古人種。其次,今日南洋馬來一帶,在很早的 太古時代,就是熱帶地方。當時產生在這地方的一種猿猴,也如同產生在華北蒙古地方的 猿猴一樣,走過同樣曲曲彎彎的道路,后來變化為原始的人。這群原始人,就是后人所說 的馬來人種。他們就是今日有些東方民族的嫡系祖先。中國的黎族、禪族、番民、蛋戶等 主要的來源,都是馬來人種。……因此,今日中華各民族,最主要是蒙古人種的后裔,其次 是馬來人種的后裔,……但這是只從中華各民族的主要來源說的;經過百千萬年的相互關 系,到今日,大家的血統都相互混合了的。同時,中華各民族,還大都雜有別的人種的血 液。
 
六、結語
 
由以上討論的內容可以看到,民族起源學說在近代中國的盛行,并不是20世紀初期一時的現象。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得不簡略了1949年以后的討論。其實從1949年到現在,還發生過一元論和多元論的相互交替,也存在著先前“漢族西來/苗族原住”學說留下的影響。民族起源學說在中國的盛行,是在整個20世紀中反復出現的現象。
 
我們又不應將中國民族起源學說看做單線式發展的產物。近年來在中國國內出現的對長期以來公認的民族史體系提出異議的是少數民族精英。少數民族精英對中國民族起源學說的關注是早在清末開始出現的現象,到今天經歷過幾次高峰時期。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他們所主張的自己民族起源的觀點,實際上包含著近代以前“貴種后裔”模式或20世紀初期“外來/原住”模式的影子。此外,20世紀在日本、泰國(逞羅)、越南(法屬印度支那)及臺灣等地的民族起源學說,以上就是今天論文之家為大家分享的畢業論文素材,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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